在中国，商人往往和奸商、惟利是图、为富不仁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说：无商不奸。古代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帝王看不上，下策也是“不当良相，便为良医”，没有人说要去经商的。读书人能断文识字，经商显然有一定优势，自然也有许多读书人去经商，但是，即使经商取得了成功，他们也要花钱捐官，做什么“红顶商人”，这种遗风流传至今。现在有的人觉得经商也不错，不想当官或者想也当不上官，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儒商。就是没有人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商人。

      历史证明，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低贱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刘易斯认为，商业地位在英国和西班牙殖民扩张时期的贵贱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们后来的发展差异。在市场经济社会，商人已不仅仅是指那些经营贸易的人，商人从事着我们经济生活各个环节几乎无所不包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商人创造着财富，掌握着财富，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受到人们的尊敬。

      商人在社会上受到别人尊敬，当然不是仅仅依靠他拥有的财富，就象一个人要别人真正服从，不可能凭借他的拳头，而往往是他的人格。商人的品格就是诚信。

      20年前一部香港电视剧，讲的是一个企业集团，小儿子从英国学成归来，老父亲奋斗一生，觉得自己可以颐养天年了，便把生意让两个儿子来打理。两个儿子在企业经营中发生分歧，小儿子便到老父亲那里“告状”。当小儿子讲到兄长的一些经营决策不当时，老人不动声色静静听着，但当小儿子讲到兄长常拖欠供应商货款，使供应商多有抱怨时，老人竟然勃然大怒……这在当时，让我不可思议：欠供应商的货款竟然也是“罪状”，那是本事啊！我们这里，不把供应商的忍耐力测试出极限来能给你结帐？有点抱怨算什么？我们的一些经商者，赖帐的主意比订单下得早，骗钱的计划比贷款方案周全。

      商人的诚信，并不是商人天然秉性。打个比方，在一个市场内，充斥着讨价还价的吵闹、诡谲的笑容和怀疑的眼神，一开始商家为“宰”了一个又一个顾客而高兴，很快，他们发现顾客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难做，尽管能欺骗部分顾客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最后总的利润在下降，甚至亏损。于是商家们聚在一起，为了重建市场的信誉，约法三章，诚信待人，对于依然欺诈顾客的商户予以惩戒。这里可以看出，商人的诚信，是为利益而诚信。大家在一起，就形成了商人的“组织”，约法三章就产生了“交易规则”。一个小的市场是这样，我们整个社会也是这样。商人的诚信，是经济活动中商人和商人、商人和客户之间“博弈”的结果，随着这种博弈的反复进行，最后人们认为再进行这种博弈是多余的，于是诚信被确立。至此，商人的品格得以建立。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商人的诚信，不是靠商人的良心和自律，而是靠博弈后产生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这些交易规则最后就演变为法律。西方的近代商法，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形成，它是商人阶层的形成、商人的自我觉醒、商业精神（自由、平等）的确立、商人品格（诚信）的建立的必然结果。它既约束着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的行为，也保护着人们的利益。

      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法律，一个企业也一样。即使在我们中国，没有那个企业不宣称自己的理念是“诚信待人”的，但要让员工真正做到诚信待企业管理者、诚信待客户，必须有制度来保证。而一些企业的制度，企业主制订时，光希望员工“忠诚”他自己，对待客户，蘖生出来的却是欺诈。

      别的不说，就说印刷企业。许多和印刷公司打交道的人发现，有些印刷公司的价格，一开始很低，随着合作时间越长，他们的价格和别的印刷厂相比反而越来越高，甚至高得离谱。这是由于印刷公司的制度和他们利用印刷行业的特点的缘故。

      商务印刷几乎都是来单定做。每一件印刷品的价格，由它的数量、尺寸、材质、工艺等诸多要求来决定。作为客户，在短期内需要印刷两种上述数量、要求完全相同的印刷品的概率很低，所以每次印刷东西都得一次次算价。那些印刷公司，你刚和他接触时，他为了挤掉竞争对手、获得你的信任，便用低价甚至陪本的手段来吸引你。等你相信他、和他熟悉了，他反而狠狠地下刀于无形，宰你没商量。这些企业，还将这种透支他人信任、赤裸裸的欺诈行为，美其名曰：竞争策略。

      企业业务员都是打工的，如果这样得来的超额利润到不了他手里，他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朋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企业制度。这些公司也有一套印刷品核价的标准，如果业务员以公司的核价标准报价，他只能得到很低的薪酬，但是，这些公司规定，如果你高于核价标准把单子接回来，业务员将得到这超额部分的40％，公司只取60％。制订这样的制度的老板认为，他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工资，便调动了业务人员的积极性。而业务员则为了自己的利益拼命工作。所以你到这样的企业会发现，他们的业务员特别“敬业”。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各个部门应该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但是这些企业的业务员的责任心会到达他的印刷品的每个环节，甚至半夜还在印刷机前跟机签样，常让客户感动。

      在中国常常过份夸大道德感化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制度才是人的道德品质的决定因素。不管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好的制度，能让好人更好、坏人不敢坏，坏的制度会把好人变坏。

      那些制订坏制度的企业老板，总是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样的制度对他是有利的。设想一下，当你向这样的印刷公司两次以上询价，一个活件，按核价标准应该是10000元，如果碰到一个老业务员，他手里活多着呢，低于15000元懒得理你；如果是个新业务员，他正在为接不到活而发慌，10500就做了。多打一个电话就差几千块钱啊？你对这样的企业还会有信任感可言吗？这样的企业信誉何在？

      时至今日，如果仅以财富而言我谈不上成功，但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一位好商人——诚信的商人。是不是做到了，得别人来评价。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15年前我竟然忘了起码的礼貌，对我香港老板的赞赏表示感谢。

  写于2007年1月29日